古代如何处理“我爹是李刚”的事件

古代如何处理“我爹是李刚”的事件

董祖常开口便是:“我爸是董其昌!”刹那间,多年积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被点燃,最后,万余群众在“若要活得好,先杀董其昌”的歌谣中,将董府团团围住。董其昌不知进退,还从“打行”雇来数百个打手助威。于是冲突骤起,有人将芦席点燃抛到董家房上,董府全部化为焦土。董其昌一家因及时逃走,幸免于难。如今,一些地方、部门,一旦有“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舆论引导”、“公关技巧”,如果事件没解决好,多半会指责“舆论引导不力”、“公关无方”,而讳言处置不当。如此思维应对“突发事件”,实则是“本末倒置”。史上首家媒体诞生前,突发事件也时常发生。可那时官员手里压根就没有“媒体”,更谈不上舆论引导,相反,突发事件中的“谣言”、“流言”却可以满天飞,舆情形势和今天相比,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尽管舆情严峻,但妥善“处突”,历来就是各级官吏责无旁贷的“第一责任”,但他们“处突”靠什么呢­乱翻历史,能靠的办法,也正应了今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的那篇评论,处置热点事件“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北宋熙宁四年,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东明县在试行过程中,因执行官员欺软怕强,搞权钱交易,在确认群众“免役权”时严重不公,于是群众结伙向知县告状,可县长贾蕃拒不接受呈诉,于是事态开始升级。群众见县长不理,就聚集到开封府上访,可开封府也不受理,事态再次升级。上访群众掉头涌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诉。数百农民“私闯”宰相家,在当时绝对称得上“耸人听闻”!宰相的水平就是不一般,“一般”也当不了宰相,王宰相当即表态:“尔等问题,定当妥当处置,务请各自回家!”群众散去后,王宰相一边严令东明县迅速、公正解决问题,一边代表宋神宗,依法摘下贾县长的官帽。理由是“不受民诉,引致京师喧哗”,于是群众皆呼“王青天”!这起案例起码回答了两个问题:没有“舆论引导”或“危机攻关”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是:能!“处突”效果是否完美取决于什么­答案是:取决于为政者能否正视并解决问题!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农家普遍缺粮,连吃饭都成问题。云南省保山县县长李伟烈不顾民众再三“恳请缓征”和“借贷社仓存谷”的诉求,不仅封锁社仓不许借贷,还下令要查访民间储粮,由此引发“乡民聚众闹衙”,冲突高潮时,官民之间产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此事引起各方震惊,此事经云贵总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闻中央,中央立即降旨:一是对李伟烈“革职严审”;二是“缓征”并开仓借贷;三是待事态平息后,云南政府要“查明为首倡议之人,即速严拿务获,从重办理”。既然突发事件有事态升级快的特点,那么“处突”速度就绝不能迟缓,否则就贻误时机,导致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于是,在这起处突中,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请示上级、第一时间“领导出面”、第一时间“解决诉求”、第一时间“严厉问责”,然后等事态平息后,再严惩闹事的“带头大哥”。即使以现在的眼光观察,此次“处突”表现出来的方法和技巧,应有资格进入今天的“处突”教材。其实,古代“群体事件”的起因,与现在大同小异。除了天灾外,大多起因于政府行为侵犯了群众利益,如在报灾要赈、求免税粮、反对科派勒捐、追讨工费等方面,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当然,在过去“官本位”环境下,还时常会发生类似于“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国法”等事件,即“弱势群体被官宦子弟或地方绅士欺压”之事。那么,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古代官员是怎么处置的呢­明万历年间,就发生过一起影响非常大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如今的“我爸是李刚”事件跟它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如今的“李刚”是副局长,而明朝那个的“李刚”,竟是当朝万历皇帝的老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明万历时,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供职翰林,当过皇帝的老师,后辞官回乡,因其了不得的经历,地方官员对他趋之若鹜、毕恭毕敬。董其昌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当年我给皇帝当老师的时候……”此人才艺甚高而人品低下,种种恶行不胜枚举,受迫害的乡邻屡次向官府告状,但官府畏惧董宦朝中有人,不敢过问。一天,董其昌的二儿子董祖常带着家丁,强抢一名叫绿英的民女做“小妾”,遭到村里群众阻拦。董祖常开口便是:“我爸是董其昌!”刹那间,多年积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被点燃,最后,万余群众在“若要活得好,先杀董其昌”的歌谣中,将董府团团围住。董其昌不知进退,还从“打行”雇来数百个打手助威。于是冲突骤起,有人将芦席点燃抛到董家房上,董府全部化为焦土。董其昌一家因及时逃走,幸免于难。事后董其昌分别向县、府、道、抚四级衙门告状,但巡抚王应麟心里私下认为,这明摆是一起典型的“因果报应,罪有应得”事件,加之惟恐如真追查,会激起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于是王巡抚因势利导,采取了最能体现“处突”智慧的办法:“虚张声势、外紧内松。”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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