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不全是窝囊废,其“最高指示”引领世界潮流

光绪皇帝不全是窝囊废,其“最高指示”引领世界潮流

光绪皇帝表示:“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这就是说,报纸取舍稿件的标准是客观实际,只要“实”,就可以“据实昌言”,而不必“意存忌讳”,顾虑这,顾虑那,这也不敢写,那也不许登,也不必吞吞吐吐,说半句,留半句。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原标题为“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光绪皇帝给人的印象是“窝囊废”。人们的这一印象当然不错,笔者丝毫没有为他“翻案”之意。对于光绪皇帝的优点,例如,他主张抗击日本侵略,支持康有为等人维新变法,史家们已经说得不算少,笔者也不拟在此啰嗦。本文想说的是,在上述两项优点之外,他还很有点见地,例如,他的新闻思想就算进步,领先于中国当时的时代潮流,对后世也不无借鉴意义。关于这一点,此前似乎还没有历史学家谈过。光绪皇帝据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58年(咸丰八年)创刊的《中外新报》,地点在香港,内地人见不到。三年以后,传教士伍德等在上海创办《上海新报》,这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不过,那其实是一种七天出版一次的周刊,半年后才改为三日刊。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英国商人美渣等人在上海创办《申报》,中国内地才出现了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中文报纸。该报既登商业新闻,也登政治新闻,并且破天荒地发表“论说”。此后,中文报纸就一天天多了起来。对《申报》的出现,中国统治者并不高兴。早些年,我在伦敦档案馆里查到过一份照会。递送者是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殿下,受件人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其中引用了一段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渣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照会要求威妥玛饬令英国驻上海领事:“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这是一份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专制、横蛮、愚昧的照会,也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的新闻思想。在奕等人看来,报纸只能谈“贸易”,其他新闻,均在不准之列;至于“妄论是非”,“纵谈官事”,那就更加不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但不久就被清朝统治者下令封闭,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报纸也被改为《官书局汇报》。清廷规定:“皆译外国之事”,“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光绪皇帝也糊涂过,封强学会,封《中外纪闻》,都经过他同意,但是,他很快就后悔,很快就进步。1888年(光绪二十四年)7月,光绪皇帝派康有为去上海督办《时务报》时发布过一道“上谕”。“上谕”者,那个时期的“最高指示”也。中云: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均尚周妥,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时务报》原是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报纸,以梁启超为主笔。创刊之后,倡言“民权”,再加上梁启超那支通俗而又饱含感情的文笔,于是,受到广泛欢迎。然而,世间事常常是,受到的欢迎愈热烈,受到的反对也就愈强劲。有人扬言,要打“民权”屁股一万板。张之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维新派,但是,也不喜欢“民权”之说,指令在《时务报》担任经理的亲信汪康年设法“收敛”,其后,《时务报》遂为汪康年掌握,光芒大失。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企图借官方力量收回《时务报》,指使御史宋伯鲁向光绪皇帝上奏,要求将《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仍派梁启超办理。光绪皇帝将这一道奏章批给当时掌管文化教育的“管学大臣”孙家鼐,孙家鼐于7月26日复奏,认为梁启超正在奉旨“办理译书事务”,太忙了,建议派康有为到上海督办《时务报》。当时,北京的顽固派正在攻击康有为,光绪皇帝想让康避避风头,就同意了,因此就有了上面引述的那道“最高指示”。为什么说光绪皇帝的上述“最高指示”在当时领先于时代潮流,于后世也不无借鉴意义呢?第一,光绪皇帝认为报纸有两重任务。一是报道国家的政策、法令,即所谓“宣国是”;一是反映社会动态,表达百姓的愿望与意志,即所谓“达民情”。中国古代的《邸报》,清代的《宫门抄》,其内容都是皇帝诏令,官家意旨,光绪皇帝要求报纸“达民情”,反映人民的心声,显然是个大进步。第二,光绪皇帝要求报纸“胪陈利弊”,这就是说,报纸的言论要全面,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朝廷的政策、法令、兴革、举措,要允许人们议论,有“利”言“利”,有“弊”言“弊”,报纸上不能只有“睿智”、“圣明”、“万岁”一类的恭维话、颂扬话。第三,光绪皇帝要求报纸“开拓见闻”,这就是说,报纸不仅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且应该传播知识,扩大、增进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第四,光绪皇帝表示:“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这就是说,报纸取舍稿件的标准是客观实际,只要“实”,就可以“据实昌言”,而不必“意存忌讳”,顾虑这,顾虑那,这也不敢写,那也不许登,也不必吞吞吐吐,说半句,留半句。“许”者,许可也,对于此类文章,此类办报方针,光绪皇帝采取“均许”态度,一律批准。第五,光绪皇帝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朝廷“明目达聪”,找到治理国家的正确办法。正确的决策源于对情况的正确、全面的掌握。只有报纸说真话,说实话,才能帮助“朝廷”了解实际,了解民情,作出正确的决策。我想,不必再多解释了。光绪皇帝的这道“最高指示”发布于一百多年前,是否过时了呢?我想,也许不会有人认为过时了吧!

为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