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王安石操盘北宋公司变革

“拗相公”王安石操盘北宋公司变革

对北宋公司变革操盘手、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而言,操盘力显然是欠缺的,他高举“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旗,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在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方面屡屡失误,上寒董事长神宗之心,下乱吕惠卿等变革团队之局,并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
王安石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北宋公司组织的危机却越发严重。辽、西夏和吐蕃三国没有按惯例派人来朝贺宋新主即位。这是北宋公司实力下降未得邻邦重视的一个指征。事实上,继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公司三冗三费问题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公司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是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然入不敷出,公司组织的经营状况已不能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李顺、张余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给公司的稳定发展敲响警钟。总而言之,公司又到了组织变革的紧要关头,不变就难以为继了。诚如神宗刚即位两个月,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上疏所言,如果仍旧遵常守故,将来一旦出现凶年饥馑及寇戎(战争)的话,就难以挽救。
但董事长宋神宗面临的问题是找不到一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来为他操盘北宋公司组织变革。他曾向元老重臣富弼征询富国强兵之道,这位曾是庆历新政时的猛将却希望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试图让他放弃欲行组织变革的想法。而在当时,另一个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性格保守,遇事模棱两可,也不是主持变革的合适人选。欲寻操盘手,董事长宋神宗将目光放在了王安石身上。
当时王安石正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宋神宗先是命其知江宁府,半年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到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又擢升参知政事,次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全面推行组织变革。其擢升速度之快,世所罕见。
宋神宗何以会对王安石如此器重,以至于要破格提拔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王安石的个性及理念符合宋神宗对其心目中公司组织操盘手的理想设计,以至于他成了操盘组织变革的不二人选。
王安石曾在嘉祐三年(1058年)向当时的北宋公司董事长宋仁宗赵祯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组织变革书———《言事书》。《言事书》中,王安石以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经验教训为鉴,提出公司组织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但宋仁宗并没有对《言事书》引起足够重视,而是搁置一旁。现如今神宗上位,再次翻开王安石的《言事书》,深为其中观点所吸引。时年25岁的宋神宗很有建功立业的想法,这才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提拔王安石行组织变法事宜。
另外一点,王安石我行我素的个性也深得神宗赏识。王安石上《言事书》后不久,朝廷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却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没办法,只好改任他为知制诰,司职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可王安石却因坚持原则直言犯上,难以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呆下去,不得已只能在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而英宗(1063年—1066年)即位后,曾屡召王安石赴京为官,王安石却来了脾气,总是以服母丧和自己有病为由,不肯入朝。宋神宗正是从王安石的这些官场履历上得知,此人非随俗、趋炎附势之辈,不以个人荣辱浮沉为意。行组织变法,要的就是非同寻常之辈。
但北宋公司组织中的很多高管却对王安石的上位深表疑虑。当宋神宗向判大名府(河北大名府最高行政长官)韩琦征求意见时,韩对他这样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侍读孙固则告知神宗说:“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直言王安石气度不够,难以承担宰相的重任。参知政事唐介获知神宗欲起用王安石为相时也极力反对,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意思是王安石好学但是思想古板,以前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思想行为不切实际事理,如果此人做了官,(他的)政策肯定经常变更。
这些人直言王安石个性执拗,果真如此吗?宋人王铚在《黙记》中曾经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王安石中进士后,枢密使晏殊很欣赏他,召其到府上,推心置腹地说:我们都是江西老乡,送给你八个字共勉吧:“能容于物,物亦容矣。”王安石却在回到客舍后对他人言及此事时颇为不屑地说:“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此后他一直看不起晏殊,讥笑其说:“为丞相而喜填小词,能把国家治好吗?(晏殊为北宋著名词人,王安石故有此说)”而群牧司判官司马光有一次则回忆说:包公在群牧司衙门里置酒赏花,他和王安石都被宴请。自己虽然不喜欢酒,不过包公劝酒时,他还是勉力喝了几杯,要的就是大家面子都过得去。可王安石却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原则性很强,是个倔强之人。综合以上种种,难怪《宋史》会如此评价王安石,“安石性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正因如此,王安石被时人称之为“拗相公”。明末冯梦龙作品《警世通言》里也有“因他(王安石)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的说法。
如此“拗相公”被神宗相中,操盘公司组织变革大事,优点在于自信和执着,缺点则在于固执己见、难以容人。这其实是一个操盘手的大忌,也是公司隐忧。接下来,宋神宗很快就觉察出来,王安石既是来解决问题和麻烦的,同时也是问题和麻烦的制造者。很多高管因为他的到来纷纷求去,而王安石团队自身也矛盾重重,组织变革遭遇到绕不过去的瓶颈。
公司变革触动利益集团,考验操盘手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自熙宁三年至七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公司组织变革者陆续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
我们且来看一下这些新法对公司组织来说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颁布,规定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颁行后虽有一些利息产生,但相比于当时百分之二、三百的高利贷而言,青苗法可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于受到“兼并之家”的盘剥,朝廷也从中获得大量利息,是谓一举两得之举。这其实体现了王安石所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组织变革意图,当是善法无疑。
熙宁三年(1070年)十月,免役法实施。此前,北宋的纳税户,都要依照他们户等的高低轮流到各州县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免役法推行后,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另外凡农村的上三等户和城市的上五等户,即当时被公认为“兼并之家”的,都要在原有课税之外,再交纳一份免役钱或助役钱。免役法的实施,可以说既使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也对兼并之家形成一种打击;同时增加了宋公司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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