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案、征税、教化、维稳:古代当官其实很忙

断案、征税、教化、维稳:古代当官其实很忙

对于古代地方官员而言,审案是日常头号工作。除了审案,地方官的工作还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四样——征税、教化、治安以及上面提到的断案。对古代地方官员的考评,基本围绕这四项工作进行。再现衙门升堂审案作者:杨津涛灵隐寺在北宋时已是杭州一处名胜,寺里有个和尚叫了然,这厮不好好念经,却迷上了青楼女子李秀奴,渐渐败光了家当。李秀奴看了然没钱了,就要和他断绝来往。一日,酒肉和尚了然喝醉后找情人,却被拒之门外。了然一怒之下撞进门去,打死李秀奴。破了淫戒又破杀戒,了然被逮到了杭州官府。审理此案的是一位叫苏轼的杭州通判,苏通判一面找仵作验尸,判定凶器;一面审讯了然。当他看到和尚手臂上刺着两行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时灵光一闪,立马了解案情,亲自提笔写下诗意的判词:“这个秃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最后判处了然死刑。如此这般,苏轼这位古往今来的顶级文豪,干了一件古代地方官最常见的工作——审理案件。其实对于古代地方官员而言,审案是日常头号工作。就如戏剧里一样,惊堂木一拍,衙役一喊,官老爷的威风就出来了。除了审案,地方官的工作还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四样——征税、教化、治安以及上面提到的断案。对古代地方官员的考评,基本围绕这四项工作进行。太守、县令也是法官在古时候县衙大门右侧,通常有一个大鼓,这叫鸣冤鼓。这面大鼓轻易敲不得,非命案或大冤情不可。一旦有谁敲起了鸣冤鼓,无论县太爷在干什么,只要不是病得爬不起来,都得迅速披挂整齐升堂审理。法官是古代地方官最主要的角色。清代湖南宁远知县汪辉祖统计过,他在十天之中,要用七天来审判,两天催征税粮,一天处理公文。甚至有的知县一年审理两千余起案子,平均一天五起有余。苏轼勤政而且懂法,常亲自审案,不过他办公不在府衙内,而是常常带着一两个老兵做护卫,让书吏背着公文、卷宗,坐着小船游览西湖。他们先到普安院吃个饭,再到灵隐寺散散步。等苏大人心情舒展得差不多了,就在飞来峰上的冷泉亭开始办理公务。只见他落笔如飞,根据案情写下文采熠熠的判词,谈笑间就把各种事情都处理了。苏轼是古往今来数得着的顶级聪明人,不可能每个官员都如他那样游刃有余。法律知识不在科举考察范围内,许多读圣贤书出身的地方官或许连刑事犯罪与民事案件都分不清楚,只能把这项工作扔给手下师爷或狱吏。由此,师爷狱吏就有了徇私舞弊之隙。在他们狡诈的笔下,判词中甚至“一点”之差就能决定一条人命。明朝时枞阳县有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伙大盗劫掠乡间,被乡民逮住送到官衙。大盗家属用赃款贿赂师爷狱吏,于是在判词上就出现了“一点”之差。狱吏将“由大门而入”的“大”字加了一点改成“犬”,变成“由犬门而入”。别小看这“一点”之差,大盗立马从明火执仗的抢劫犯变成了鸡鸣狗盗之徒,由是大盗得以逃过斩决。前面说的了然和尚,如果没有为女人耗尽家财,还能拿出钱打点衙门上下的话,也没准儿可以捡回一条命。依据刑律,犯人有自首或“非故杀”案情,是能减刑的。一些狱吏收了贿赂后就为案犯编造自首经过。同样,要是犯人吝啬不肯拿钱,那么即使真的自首了,也会被狱吏隐瞒下来。朝廷也会考虑到冤狱问题,从明朝开始便有了巡按御史,具有巡回法官职能,巡视各地有无冤狱,官员判案是否合格。这便是戏文中大名鼎鼎的“八府巡按”的原型。征收粮税——县太爷的经费来源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各地仓禀开门,管理仓库的官吏献上祭品,祈求今年的征粮任务顺利完成。县太爷大手一挥,地方官员一项重要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事一直要忙到年底,完不成定额,县太爷必然遭受差评。通常一个官员上任后,首先要去衙门府库核对账目,当地的税簿上写着户口、田地数量,每年各家要缴纳的税收额度。税吏下乡,鸡飞狗跳的情形是有的,但更多时候收税也是平常事。数目每年大致差不多,乡下也有乡绅、乡约长主持工作,他们负责向乡民征收,然后再与税吏对接。征粮工作不仅事关地方官的考评,还和他的收入有关。除了正税,还有“加耗”,在收税中增收一些运输损耗是合法的,但地方官吏时常不顾朝廷规定的“加耗”标准,随意加收。依照宋朝法律,百姓纳米一石(担)本来只需加一斗,却被要求加两斗。加耗名目繁多,有所谓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等,百姓实际缴纳的税款有时能比正常额度多上一倍。征粮用规定容积的“斛”(北宋一斛为一石)作为容器,实际操作中,百姓将粮食倒进斛里时,收税官员会不断摇晃斛,以使斛内能装进最多的粮食。有的地方,官员甚至采用比大斛征粮。“加耗”某种程度就是地方的税收截留,用作地方衙门的办公经费,再有富裕自然进了地方官的腰包。苏轼第二度到杭州时是当知州,却赶上大旱,爆发了饥荒和瘟疫。他发现原先的地方官为了政绩,不仅隐瞒灾情,还想上缴更多的粮食。苏轼一怒之下,洋洋洒洒地写下一封奏章,告了这些不知体恤百姓的官员一状。他同时请朝廷赦免了杭州当年三分之一的税收。苏轼还动用府库中的储备粮,平抑粮价。征税有大学问。苏学士规规矩矩地该收多少收多少。但并非所有人都是道德完人。官员贪污时会通过“簿书脱误”、“簿书欺弊”等手段,帮人逃税或侵吞税款。大丰收的时节,官员们就谎报灾情,将一部分税收截留下来,中饱私囊。到了年底,粮食都收上来了,在仓库里堆成粮垛,这时还要经过胥吏一层盘剥。只见胥吏们咬牙切齿,使尽全身力量飞起一脚,这一下必须扎扎实实正中粮垛。只见堆满了的粮垛会哗哗啦啦震落不少粮米,这些粮食便成为了胥吏们这一年征税工作的奖金。教化百姓责无旁贷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寒料峭,一位文质彬彬的半百老人行走在穿越南岭险隘的官道上,一个月前他因为一篇《谏佛骨表》的奏疏得罪了皇帝,唐宪宗震怒之下把他贬到了岭南的潮州。他是韩愈,中国古往今来写文章最好的人之一。韩愈被贬的官职是潮州刺史,就是地方一把手。作为贬官,他在潮州不过八个月,但却给此地留下极其深刻的烙印。以韩愈之大名,他的文章随着被贬的消息,早已被潮州人传诵。来到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对于当时还属于边远不毛之地的潮州,这算经天纬地之功。具体工作上,韩愈做了两件事,举荐地方大儒赵德主持州学;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甚至拿出自己的俸禄,“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两百多年后,追随先贤脚步被贬惠州的苏轼承认,是韩愈在潮州开启了当地儒学兴盛的大门。韩愈在地方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仍被人们广为传颂。实际上他做的是分内事——推行道德教化,这是每一个地方官员不可或缺的工作。教化地方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办学。自韩愈以降,潮州历任地方官都会兴办学堂,宋代有40余名知州主持过州学或学宫建设。除了直接介入教育,地方官员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树立榜样。首先是对活人,贞洁烈妇、孝子贤孙、仁人义士进行表彰,政府给予荣誉和奖励;另一种就是给死去的忠孝人士修墓、立祠,让老百姓能见贤思齐。地方官很多时候还亲自上阵,写文章劝谕百姓,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福州五戒文》,就是此类文章的代表。维稳一直是地方官员的头疼问题自古以来,江西南部以赣州为中心的赣、粤、湘、闽四省交界山区,都是让朝廷极其头疼的地区,这里山高皇帝远,民风剽悍,百姓时常聚而为匪劫掠地方。明朝正德年间,此地再度发生山民暴乱,地方一片糜烂。朝廷里的大佬们盘算了一下,一致认为,只有那位讲学多过做官的王守仁阳明公才能摆平赣南之乱。于是,一道旨意下来,迁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军务一职。命他处理棘手的地方治安问题。王阳明的官职上马可掌军,下马要管民。这位天下闻名的大儒来到赣南,四记重锤迭出,一为进剿,集合四省兵力,分路进剿盗寇;二为整肃,官府民间多有与盗寇勾结之人,重则法办,轻则规劝震慑,斩断盗寇的地方联系;三曰安抚,颁发十牌法,以十户持一牌,互相监督,连坐互保;四为教化,推行《赣南乡约》,兴办书院,推广“心学”。王阳明治大国如烹小鲜,困扰朝廷十几年的赣南地方治安问题,被他用一年时间轻松搞定。这还不算,在平定赣南一年之后,王阳明又完成了一件惊天大事,他仅以一省之力旬日功夫便扑灭了宁王的叛乱,凭此大功被朝廷封为新建伯。以文臣封爵,王阳明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峰。王阳明的事迹是古代地方官一项重要职责的缩影——绥靖地方。自宋以降,历朝均以文御武,地方巡抚、知府、知县便负起了地方维稳的重任。他们必须剿灭盗寇,保境安民。但,王阳明这样文武双全的顶级牛人,古往今来也难找出第二个。更多的文官于维稳职责实在难以胜任,甚至常有性命之忧。如崇祯六年,流寇入郧阳(今十堰),几天功夫,破三县,杀两个知县。明清两朝,在地方维稳工作中丢了性命的官员海水斗量,数不胜数。古代官员维稳压力很大,但作为父母官不就是要维护一方百姓平安吗?几百年来老百姓纳税,买的就是政府这点公共服务。文章出自笑傲酱油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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