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官场吃喝风:与送礼一样成为通用的规则

史上官场吃喝风:与送礼一样成为通用的规则

官场上的吃喝风气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只要有官场存在,就少不了吃喝应酬。大多数朝代将其视为严重作风问题,并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
韩载熙夜宴图(局部)
“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
这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发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与禁烟无关,而是针对公款吃喝。
据载,林则徐此行不但拒绝了一切接待馈赠,还轻车简从,随从“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相比利用手中权力一路吃拿卡要的官员,林则徐动用手中权力拒绝接待,可算是高风亮节。但此举也侧面说明了晚清官场吃喝风气之盛,一般官员即使心有抗拒,也几难免俗,若一定要像林则徐这般强硬,恐怕还得罪人。
这种官场风气并非晚清独有,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只要有官场存在,就少不了吃喝应酬。
权力与应酬从来都是相伴相生
权力与吃喝应酬,有时是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古代为官者,吃喝应酬是常态,几成官场规则,有时甚至不吃喝不应酬,就做不了官掌不了权。同样,历代农民起义虽常有“均贫富”之类的口号,但若真想起到煽动性效果,还是得拿大鱼大肉和女人说事儿。也正因此,农民起义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已经堕落”的怪圈,久贫乍富的义军在酒色财气面前迅速腐化,甚至比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更加不堪。
以权力换取酒色享受,自古便有。早在周代,《周礼·天官》中就有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种宫廷宴会在后世因为物质的丰富而愈发繁复,最盛大的当属每年阴历大年初一的大朝会之后的宴饮,百官均要参加,还可以携眷,这个古代最高规格的公款吃喝活动从周朝便已开始,直至清亡。其他例行公事的还有新皇登基时的元会宴,改元建号时的定鼎宴,祝寿时的万寿宴等。
在皇权社会里,宫廷宴会属于“绝对权力导致的特权特供”,本不属本文探讨之列,但这种风气确实影响了官场生态,官员们上行下效,将宴会变成了一种固有流程,从升迁、到任到离职,还有寿辰、婚嫁等,宴会贯穿整个官场生涯。至于日常应酬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退朝了下班了三三两两喝个酒聊个天,是很多官员维系关系的必要手段。
如果官场动荡,官员调动频繁,这种宴会也会跟着频密,如《汉书》中描述,西汉后期就有“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的混乱局面。到了《后汉书》,又有“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的记载,可见迎来送往、吃喝应酬,已导致行政效率严重低下。
有时,官场应酬还会引发血案,两汉时期最著名的吃喝事件发生在演义小说里,《三国演义》开篇不久,倒霉的督邮就吃拿卡要未遂,还被暴打一顿。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仍盛,南朝设“迎新送故之法”,地方官上任和离任都得送礼,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即离任后三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礼。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一岗位,专职迎来送往。这一制度并没有财政拨款,“饷馈皆百姓出”,所谓“花公款”,成了“花公众的钱”。
吃喝应酬与政治清明与否无关
有人以为越是皇帝昏庸、吏治混乱的黑暗年代,官员越热衷吃喝,其实不然。官员应酬吃喝之风,与政治是否清明基本无关,有时盛世反而更为流行。比如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宋朝,就是官员吃喝风最盛行的朝代。《宋史》记载,宋朝有“旬设”之制,每一旬都有一次公费宴犒,将公款吃喝变成了国家制度,各衙门动用公款宴请都有公开账本,名为“公使苞苴(jū)”,这种用于公务接待的公款即称“公使钱”。
名臣范仲淹曾解释过公使钱存在的合理性,“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认为这一切都基于公务,让来往公务人员能够安心工作。
这些制度使得官员动用公款吃喝成为常态,宋孝宗时的平江知府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款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北宋的尹洙曾在《分析公使钱状》中记载,庆历三年,仅渭州官府官员,每月便有五次公款吃喝的宴会。《朝野杂记》记载,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也就是说,不但有得吃,吃完还可以拿礼物。
通常,吃喝肯定伴随着送礼行贿,仅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就花费了十二万缗,一缗等于一千个铜钱。
北宋时,杭州已极为繁华,朝廷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杭州当地还得专门安排一名官员负责接待,大名鼎鼎的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就疲于应付接待任务,甚至称这里是“酒食地狱”。
时人曾这样描绘宋朝的公务接待:“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此外,宋朝还曾有“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的规定,即官员下乡工作时可以公款吃喝。
另一盛世唐朝也将公款吃喝列入国家制度。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都设有食堂与公厨,官员巡视时,地方也会进行接待。唐朝设有“公廨钱”,本意是补充办公经费,但基本用于官员补贴和吃喝。
有一个“鸡舌”的典故,前几年曾被安在唐代官员李绅身上,指他生活豪奢,尤其爱吃鸡舌。李绅曾历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节度使和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等要职,拜赵国公。但真正使他名垂千古的还是那首小孩也会背的《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是千古名句,提示大家要爱惜粮食。也正因为《悯农》与鸡舌的巨大反差,一时成了网络热门话题。不过他与鸡舌的故事并未见诸史料,估计只是以讹传讹,但以其地位和唐代风气,生活豪奢倒不会假。
堪称明代第一名相的张居正同样豪奢,他有次返乡奔丧,各地官员纷纷巴结,对这位美食家投其所好,每餐菜肴多达上百道。但即使如此,张居正仍然觉得不值得动筷子。真定知府钱普平时烧得一手好菜,此时亲身上阵,才使得张居正大快朵颐,发出“总算吃了顿饱饭”的感叹。
各朝皆有制度约束,但难执行
对于公款吃喝,大多数朝代都将之视为严重作风问题,并曾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如汉景帝时就曾立法,要求官员到任、离任及外出巡视时若接受宴请,必须自己掏钱埋单,否则将免官。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他规定若官员在地方巡视时吃掉一口羊、喝掉一斛酒,就“罪至大辟”,也就是判处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协从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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