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住房制度 居住形式多元化

古代官员的住房制度 居住形式多元化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就是“机关大院”。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一个机关。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这些官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住房是一种官员福利和政治待遇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但此次“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寇准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寇准罢相图办公、住家实行一体化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辅佐主司的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司法官)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当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北宋城市图历朝历代都存在官多房少的问题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相反,京官的住房问题,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和儿媳。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12576人,唐朝更增至18805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2620员京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像一下,这还是官署吗?建房、买房,居住形式多元化对于大多数京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的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如果一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同僚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生病了。唐玄宗得知真相后,就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儿同住照顾。但姚崇觉得宾馆过于高级,不敢居住。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唐朝城市图文章来源笑傲酱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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